考古学家闷共发现多少历史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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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湖北郧县人头骨化石

时代:旧石器时代

发掘地点：湖北省十堰市郧县曲远河口学堂梁子

发掘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郧阳地区（今十堰市）博物馆、郧县博物馆

简介： 早在1975年，就在湖北郧县发现古人类牙齿化石。1989年又发现一具人类头骨化石。1990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考古发掘，又发现一具头骨化石。两具头骨化石都保存了完整的脑颅和基本完整的面颅，第二具更为完整，根据头骨特征，属于直立人类型，定名为“郧县直立人”，简称郧县人。根据古地磁法测定，化石大致距今80万年至90万年。 1990年以来的多次发掘，在其文化层共出土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等石器241件，以及大量打击碎片和带有打击痕的砾石，并出土似手斧的两面器。与人类化石伴生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而且头骨、下颌骨完整者数量之大是其他遗址不多见的。 郧县人化石及其文化的发现，对人类进化研究具有重要科学价值。郧县人的年代非常古老，甚至与蓝田人的年代相当，但郧县人化石体质上却显示出许多早期智人的特征，从而对直立人与早期智人的发展关系以及南北文化关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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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东城子崖龙山与岳石文化遗址

时代：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城址)、夏代（岳石文化城址）

发掘地点：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介： 城子崖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遗存，总面积为22万平方米,是中国第一个由中国考古学家发现、发掘和出版考古报告的古城址。城子崖遗址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堆积层分为三层，上层为周代文化层，中层为岳石文化层，下层为龙山文化层,出土了大批各时代的文化遗物。下层的龙山城址南北最长处530米左右，东西宽约430米左右，占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址内文化层堆积丰富，有房基、水井、窑穴等遗址。陶器以黑陶、灰黑陶为主。石器多为磨制。还有骨器。1928年和1930年曾进行过两次发掘，首次揭示出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龙山文化（最初称之为"黑陶文化"，后以遗址命名为"龙山文化"，现在专称为"山东龙山文化"）。此外，在遗址的周围还发现一处平面为长方形的板筑夯土围墙遗迹，可能是当时的城墙基址。岳石文化的城址直接叠压在龙山文化城址之上，面积为17万平方米。城垣夯层规整，夯土坚实。 1990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发现城子崖遗址是由龙山文化城址、岳石文化城址和周代城址重叠而成，澄清了60年来有关城子崖遗址时代的争论。其中龙山文化城址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为这一时期古城址之最；岳石文化城址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座夏代城址。这一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和中国文明起源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由此揭示出来的龙山文化，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为中国史前城址和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城子崖及其周围的古代遗址，形成了一个从新石器时代到两汉的基本完整的古代文化区。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具有早期城市的雏形，说明当时它已经成为一个权力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城市考古的空白。在此之前，在龙山文化城址和商代文化城址之间尚未发现夏代文化城址。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城市发展史及夷夏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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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河南殷墟郭家庄160号墓

时代：商代晚期

发掘地点：河南省安阳市郭家庄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队

发掘领队：杨锡璋

简介： 1990年10月14－23日，安阳队对郭家庄墓地北部的160号墓进行发掘，发现该墓未经盗掘。出土铜、陶、玉、石、骨、牙、竹、漆等各种器物共353件。其中，青铜器291件，38件铸有铭文。青铜器有礼器、乐器、工具、工具、兵器、杂器等，种类齐全，以兵器为主，有钺、刀、戈、矛等，计200多件，镞900多枚，礼器41件，有鼎、甗、簋、尊、罍、卣、盉、斝、觯、觚、角、盘、斗、方卢形器等。出土玉器33件，并出土一竹篓。学术界认为，该墓属殷墟文化第三期，墓主人应为一地位显赫的武将。 殷墟160号墓的发现，填补了殷墟研究中缺乏第三期较大铜器资料的空白，160号墓青铜礼器中有，方形器较多，方形器和盖提梁四足鼎都是罕见器形，大多数铜器上的纹饰繁缛华丽，制作非常精致。铜器组合、相配别具特色，对了解商代贵族生活与葬俗，提供了很好视角。其铜器成份的分析，对研究铜器铸造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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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周代虢季墓

时代 ：西周晚期

发掘地点：河南省三门峡市区上村岭

发掘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考古队黄河水利考古队

简介： 虢季墓，即2001号墓，为长方形竖穴墓，葬具为重椁单棺，随葬器物丰富，种类繁多，放置有序，为7鼎6簋规格。随葬品还有大量的青铜礼乐器和玉器。青铜礼乐器有鬲、方壶、豆、盘、方甗、尊、爵、觯、方彝等和编钟、编磬等，还有兵器和车马器等。玉器主要有玉覆面和玉组佩，死者腰身部位还发现一组珍贵的腰带饰。出土的玉柄铜芯铁剑，集铁、铜、玉三种材质为一体，制作精美，是中国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时代最早的一件人工冶铁制品，将中国人工冶铁的年代提前了近两个世纪，被誉为“中华第一剑”；缀玉面罩，由14件象征面部特征的玉片连缀在丝帛上制作而成，形象逼真，做工考究，是中国首次发现的“瞑目”造型，也是汉代金缕玉衣的雏形；一套8件有铭文的铜甬钟，是迄今西周晚期墓葬考古发掘出土的惟一一套最为完整的甬钟；由十二种金器组成的黄金腰带饰，是中国最早的黄金饰品；整件毛织衣物，是国内同期墓葬发掘中仅见的；皮马甲及盾牌也是国内首次发现；用墨在10余片圭形片上书写而成的遣册是国内发现的时代较早的书法珍品；300多件仿生动物玉雕，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北温带地区生物品种。 据器物铭文考知，墓主人为虢季，为西周晚期某一代虢国国君。除出土文物外，按一定行列摆放的为虢季、虢季夫人梁姬及太子陪葬的三座车马坑，紧密地连在一起，是中国发掘的规模最大的车马坑群。 虢国墓地发掘所得的大量实物资料，尤其是青铜礼器和组合玉佩饰的出土，对认识西周末期与春秋早期虢国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青铜器上的长篇铭文也为研究方国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增进了对诸侯国贵族埋葬制度及丧葬礼俗的认识，为进一步研究古代礼乐制度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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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东后李春秋车马坑和淄河店2号战国大墓

时代：春秋、战国

发掘地点：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后李村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介： 后李春秋车马坑位于淄博市临淄区后李村。其中，1号车马坑南北长31米，东西宽3.6－4米，深1.2－1.7米。坑内出土10辆车，32匹马。车马配套，摆放整齐，马在车前，马首向西。车辆木头已朽，但痕迹清晰，马骨架保存完好。其中6辆车前每车4匹马，另4辆车前每车2匹马。车分战车、辎重车两类，战车车舆、车轮较小，4号战车前有铜戈、矛出土。车辆有铜构件，马身、马头有铜、角、骨、贝质饰件，马饰精美，各具特色。2号车马坑南北长7.6米，东西宽3米，深2.1米。殉马6匹，葬式与1号坑不同，车、马上下分葬，马上、车下。根据出土器物及地层推断，当为春秋中期或略早，国王或贵族之殉葬坑。 淄河店2号战国大墓位于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齐王陵附近，发现于齐国王陵区，拥有封土堆的“甲”字形大墓。虽多次被盗，仍出土相当数量的仿铜陶礼器和铜、石乐器。出土铜器、陶器百余件。陶礼器组合完好，七鼎六簋配置。铜、石乐器成编相配，铜编钟58件，有钟、甬钟、钮钟三类五种组合，石编磬每8件一组，共三组，24件。兵器有戈、矛、剑、戟、镞等，并有一件有铭铜戈。墓室内发现20余辆独辕马车，更是发掘的重大收获，根据车舆结构与用途，大致分为三类：兵车（轻车）、安车、役车（栈车）。特别是在挖掘时用石膏灌注出的许多原型标本，为研究古代独辕车的构造和战国车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墓室北侧并发现一座大型殉马坑，殉马数量多达69匹，是已发掘的齐国大墓中保存随葬品最多的墓葬之一。6、陕西汉景帝阳陵从葬坑及其彩绘陶俑

时代：西汉

发掘地点：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正阳镇张家湾、后沟村北的咸阳原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

简介： 阳陵为西汉景帝及王皇后的同茔异穴合葬陵园。阳陵从葬坑分为南、北两区，南区位于帝陵东南，北区位于帝陵西北，各有24个从葬坑。 阳陵从葬坑出土文物有铜、铁、金、玉、石、陶、漆、木、骨、蚌、丝、麻等各种器物，以及麦、粟、菽、黍等各种粮食标本。其中数量最大、最具特色的是各种陶塑制品，包括各类陶俑及陶塑动物。 阳陵陶俑，多为裸体俑。这种裸体俑又称着衣式陶俑，以别于塑衣式陶俑。其特点是陶躯木臂，赋彩著衣。从葬陶俑品种丰富，门类齐全，数量极多。以各种武士俑为最，全面展现了汉代的军旅场景。 阳陵陶俑不仅是西汉军事制度的直接反映，也是西汉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信息的载体，对研究汉代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陶俑本身，造型生动、刻划逼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标志着我国古代雕塑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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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陕西汉长安城陶俑官窑窑址

时代：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城址)、夏代（岳石文化城址）

发掘地点：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介： 城子崖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遗存，总面积为22万平方米,是中国第一个由中国考古学家发现、发掘和出版考古报告的古城址。城子崖遗址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堆积层分为三层，上层为周代文化层，中层为岳石文化层，下层为龙山文化层,出土了大批各时代的文化遗物。下层的龙山城址南北最长处530米左右，东西宽约430米左右，占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址内文化层堆积丰富，有房基、水井、窑穴等遗址。陶器以黑陶、灰黑陶为主。石器多为磨制。还有骨器。1928年和1930年曾进行过两次发掘，首次揭示出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龙山文化（最初称之为"黑陶文化"，后以遗址命名为"龙山文化"，现在专称为"山东龙山文化"）。此外，在遗址的周围还发现一处平面为长方形的板筑夯土围墙遗迹，可能是当时的城墙基址。岳石文化的城址直接叠压在龙山文化城址之上，面积为17万平方米。城垣夯层规整，夯土坚实。 1990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发现城子崖遗址是由龙山文化城址、岳石文化城址和周代城址重叠而成，澄清了60年来有关城子崖遗址时代的争论。其中龙山文化城址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为这一时期古城址之最；岳石文化城址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座夏代城址。这一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和中国文明起源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由此揭示出来的龙山文化，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为中国史前城址和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城子崖及其周围的古代遗址，形成了一个从新石器时代到两汉的基本完整的古代文化区。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具有早期城市的雏形，说明当时它已经成为一个权力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城市考古的空白。在此之前，在龙山文化城址和商代文化城址之间尚未发现夏代文化城址。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城市发展史及夷夏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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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河南隋唐洛阳城应天门东阙遗址

时代：隋唐

发掘地点：河南省洛阳市周公庙与洛阳日报社之间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

简介： 隋唐洛阳城是隋唐两代东都城，始建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东都城由郭城、皇城、宫城等组成。宫城和皇城建于地势较高的郭城西北隅。应天门为宫城的正南门。 史载应天门重建于唐高宗显庆元年，现仍可区分隋唐两个时期不同的建造工程。出土文物中则既有隋代的，又有唐代的，还有不少是宋代的。经过数月精心清理，东阙遗址显露出昔日宏伟风貌。这是一座由门楼、朵楼、阙楼及其相互之间的廊庑连为一体的“门”字形巨大建筑群，规模恢弘，气势壮观，为当时发现的隋唐洛阳城中保存最好的一处遗址。也是隋唐两京考古发掘出的第一座宫阙遗址。 应天门遗址的发现，对研究隋唐东都城门建制特点提供了珍贵资料。从建筑史的角度看，它对后代都城建设也有深远影响，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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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宁夏宏佛塔天宫西夏文物

时代：西夏

发掘地点：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潘昶乡王澄村

发掘单位：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

简介： 宏佛塔，俗称“王澄塔”，坐落在宁夏贺兰县潘昶乡一废寺中，残高28.34米。因年久失修，残损严重。1990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按拆卸重建方案，进行修缮。 宏佛塔最上层为天宫，在逐层落架拆除时，发现内藏大批西夏文物。计有彩绘绢质画14幅；彩绘泥塑佛教造像数十尊及大量残块、碎块；彩绘木雕菩萨像及女伎像；西夏文木雕版2000余块。另有小木塔、木简、西夏文残绢、瓷钵、瓷珠、建筑构建等物。 宏佛塔天宫内珍藏的彩绘绢质佛画线条流畅、笔法娴熟，具有藏传佛教绘画特点。宏佛塔天宫出土的彩绘泥塑像，均丰满健壮，塑造得极为传神，达到了很高得艺术境界。宏佛塔出土文物对于西夏学、佛教艺术和中国古代印刷术的研究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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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北京金中都水关遗址

时代：金

发掘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小区北京市

发掘单位：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简介： 水关遗址地层堆积共6层。第3层又分A、B两层，A层出土有清代青花瓷片，B层为明、清时代地层。第4层堆积年代为元代晚期；第5层为金代晚期，出土有金代陶瓷遗物；第6层出土有金代铜镜及少量瓷片，为金代河流冲积沙石层。水关出土有铜、陶、瓷、石等器物，但完整者极少。 水关遗址现存为水关建筑基础底部。水关残留部分由过水涵洞底部、涵洞两厢石壁、进出水口摆手及水关之上夯土城墙四部分组成，全长47.4米。两厢石壁间距7.7米，残高最高处1米。水关建筑年代当在金中都修建之时（即金天德三年至贞元元年，公元1151－1153年），据出土遗物推断，应毁于元代中、晚期。 金中都水关的发现可以基本复原历史上金中都城内一条重要水系的发源、流经方向和位置。证实了金中都的修建，基本上是仿照宋汴京的官式作法。水关遗址是古代都城给排水系统的重要遗存，对于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历史四大考古发现

1.特奥蒂瓦坎的血腥牺牲品

2004年，考古学家在墨西哥市郊出土遗址时发现了一个恐怖的场景。被斩首的尸体堆在坟墓的一侧，死者的手被绑在身后。这一发现显示了在特奥蒂瓦坎建造月亮金字塔鲜为人知的血腥祭祀文化。

2.沼泽木乃伊

英国西北的林多·莫斯沼泽地挖泥炭的工人曾偶然发现了保存完好的一位25岁男子的遗体，且面朝沼泽地。考古学家对这一尸体检查发现，这个健康的男人头部有2处伤，第三处伤位于其背部。脖子上的绳索可能是用来勒住扼死他，并将他的脖子折断，最后，为了确保他死亡，还割开了他的喉咙。有科学家怀疑这是一种仪式性杀害，可能是德鲁伊特祭祀的一位人类牺牲品。

3.装满尿液的巫术瓶

害怕巫婆的人可能会对她们施咒，方法如下：在一个瓶子中小便，投入一些剪下的指甲、头发丝、铁钉、铜针和一块插有弯曲钉子的心形皮革，然后头朝下埋在地下。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种方法就会对巫婆施法，可能会杀死她——这是17世纪左右的一种魔法信仰。据报道，这样的瓶子在英国格林威治发现，可追溯到魔法信仰非常普遍的时期。

4.希腊出土容器发现人的遗骨

考古学家在马其顿王国古代首都艾加伊城中心出土的两个巨大的银制容器的一个中发现了人的遗骨。这些身份不明的遗骨被认为可追溯至公元前4世纪末，该出土遗址距离考古学家认为的亚历山大大帝被谋杀儿子的遗骨发现地很近。奇怪的是，这两处埋葬地都在附近墓地之外，考古学家认为，说明这要么是一种惩罚形式要么是一种违法行为。

5.传说中的吸血鬼

众所周知，用木棍插入死者心脏是一种对付吸血鬼的方式，但是，这种方法在16世纪仍然是不够的。那时，杀死吸血鬼必须在可能变成吸血鬼的尸体嘴里塞入一块石头或者砖头，让吸血鬼饿死。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考古学家兼人类学家马特奥·博瑞尼称，他们在威尼斯一处坟墓中出土的一个60岁女人的遗体是那些传说中的吸血鬼之一。

解密：考古学家是怎样发现古印度哈拉巴文明的

堪称该时代中国4大考古发现的，非北京原人、殷墟甲骨、汉晋简牍、和敦煌藏经洞莫属。

北京人

1918年瑞典人安特生首先发现（周口店）龙骨山出产动物骨骼化石。1927年步达生将周口店发现的三枚人的牙齿正式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这一年是周口店遗址正式发掘的开始。1929年裴文中发现了“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随后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在其率领下，发现大批石制品和人类用火痕迹，使北京人的文化遗存得到确认。

"北京人"第一个头骨的发现，结束了上一世纪发现的爪哇猿人是人还是猿的争论，确立了以北京和爪哇猿人为代表的猿人阶段在人类发展史中的地位。这是探索人类起源和发展的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在古人类学的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殷墟甲骨

关于甲骨文的发现最为流行的说法，是清末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于1899年发现的，他在买来的药材“龙骨”上发现隐约的契刻符号，并联想到很可能是一种已经失传了的古文字。他去世后，刘鹗购买了其大部分甲骨，并于1903年，精选出1000多片，墨拓后编成《铁云藏龟》。之后，罗振玉和王国维的工作使甲骨文的研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并受到国际关注。

由于新的甲骨多发现于河南安阳，1928年董作宾等人前往安阳小屯（殷墟）进行调查试掘，准备大规模地展开工作。这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重要标志。

殷墟甲骨文是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成熟的文字。被称为中国古代最早的“档案库”。其中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随着对殷墟的考古发掘不断深入，出土了大批遗物，包括珍贵的甲骨卜辞、青铜器、玉器、宝石器、陶器、骨角牙器等文物，为研究殷商历史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在“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李铁映说：

“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是我国近代学术史上一桩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在甲骨文研究和甲骨学的形成及发展过程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安阳殷墟发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殷墟科学发掘不仅推动了甲骨学研究的发展，还为今日考古学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国学术界一批享誉世界的考古学家，就是在殷墟的磨炼中成长起来的……

甲骨文的发现为20世纪中国上古史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提了一千年。这对以往学术界的“东周以上无史”论和某些外国学者主张“中国文明只能上溯至公元前7、8世纪”的错误看法，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反驳…”

汉晋简牍

1901年，斯文·赫定发现楼兰古城，在城内获取除大批汉魏和罗马古钱币、建筑木雕、中原丝织品外，还有大量魏晋木简。此后，在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民丰尼雅遗址和甘肃、内蒙古汉代居延烽燧遗址中相继发现汉晋简牍，尤其以1930年发现1万枚居延汉简最为重要。

汉晋简牍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汉代开通西域和设立河西四郡的新史料，由于出土简牍保持着古人书写的原始状态，是未经后人辗转抄写改撰的第一手材料，因而至为宝贵。是研究中国秦汉、魏晋史的重要资料。

敦煌藏经洞

1900年，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并挖出了公元四至十一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五万余件。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

虽经帝国主义探险家和本国腐败官僚的盗窃掠夺，藏经洞文物大量流散到世界各地，但其学术价值也受到了国际上的重视。

综上所述，北京人的发现奠定了直立人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提供了人类历史至少有50万年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改写了商代的历史；西北汉晋屯戍简牍档案以及居延汉简的发现，提供了汉代开通西域和设立河西四郡的新史料；敦煌藏经洞写经和古文书的发现，使敦煌学在国际学术界成为显学。（后三者还被王国维列入近代古文献的四大发现）（其实我知道此题本意就是让叙述这四大发现，可是谁叫他非要问“考古”四大发现，不问“文献”四大发现呢）

另外，1920年开始，安特生等人对仰韶遗址的发掘，推翻了中国无新石器时代的一般认识；1909年起，科兹洛夫等在黑水城发掘，催生了一门新的国际学科-西夏学；这些都是该时期重要的考古发现

当1922年《剑桥印度史》第一卷初版的时候，古印度的文明时代还被以为是从公元前1000年代的后期吠陀时代开始的。也就在这个时候，在印度河流域开始发现了新的远古文明。1921年，在旁遮普地区的哈拉巴发掘出远古遗址，发现了非常多古物和两枚印章。在19世纪，这里就出土过一枚远古印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22年，在信德地区的摩亨佐·达罗的一个佛教建筑的废墟下面也发掘出远古的遗址，发现了类似的印章和古物。按遗址所在地区来讲，这一新发现的远古文明被称为「印度河流域文明」;按考古学界以首次发现的地点命名的习惯，它又被称为「哈拉巴文化」。

自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已陆续发现了类似的大小遗址数百处，其分布范围也不限于印度河流域。在北起喜马拉雅山麓，南至纳巴达河下游，东起朱木拿河上游，西至巴基斯坦西南沿海地区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域里，都有类似遗址的发现。这地域要比早期埃及或两河流域古文明遗址分布的范围大得多了。

哈拉巴文化是早已被人们遗忘了的文化。存世的文献中甚至没有关于它的传说，当然更没有关于那个时代的历史记载了。由于在两河流域（特别是乌尔）遗址发现有印度河流域的或印度河流域式的印章，考古学家推测约在公元前2350年至1770年间印度河流域文明与两河流域之间曾有商业往来。据此大体可以推定，印度河流域文明存在于约公元前2300—1750年。以后学者又用放射性碳（碳14）测年法对如果干遗址的遗物作了测算，发现不同的具体地区的年代并不完全相同。总的来讲，哈拉巴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300—1750年;具体地说，其中心地区约为公元前2300—2000年，其周边地区约为公元前2200—1700年。

哈拉巴文化已进入文明时期。在已发现的2000多枚印章上，都或多或少刻有文字。文字的符号有些是象形的，也大概有些是表示音节的。对于这些文字元号的总数，学者的统计结果不一，共约400—500个。学者们试图用种种有关的语言释读这种文字，迄今还未能得出公认的结论。因此，日前还只能从考古材料来了解这个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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